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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（3月14日）凌晨，就央视记者燕郊采访受阻一事，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镇爆燃事故处置指挥部发布通报进行回应。
虽然表达了歉意，甚至说明了劝离原因，但对于此官方通报，仍有网友表示质疑：
一是官方称事故现场仍存在天然气泄漏风险，对非救援人员进行劝离，但除了记者，现场似乎还有许多其他非救援人员，又为何不强制劝离他们？
二是出现问题就推给基层一线人员，一线工作人员是“背锅专用户”吗？
旨在澄清事实真相、回应社会关切的官方通报，为何却每每引发广泛质疑，被推至风口浪尖，触发二次甚至多次舆情？
类似的官方通报和舆情现象，在一些基层地方的突发舆情事件中也并非个例。
不禁让人发问：官方通报何以服众？一方面，如今超10亿人的网民规模构成了众声喧哗的舆论场，在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群体极化的“围观聚光灯效应”影响下，客观上决定了任何一份官方通报，都难以满足所有人的期待。另一方面，突发舆情事件作为一种社会反映和情绪表达的使然，通常情况下，其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发展逻辑和价值诉求。可以说，官方通报的关键要义在于最大程度地澄清事实真相，价值旨归在于把准回应社会关切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仔细梳理，系统复盘，不难发现，常常看似简单的突发舆情事件，其背后则不同程度存在“谣言与真相交织、情绪与事实缠绕、价值观与利益碰撞”的复杂现象。稍有不慎、不妥和失当，官方通报就可能卷入汹涌的舆情漩涡，陷入越来越深的舆情泥淖。比如，有的官方通报对突发舆情事件的演变发展规律特点认识不够深刻、把握不够全面，违背舆情应对的时、度、效客观要求，缺位、失位、错位、越位；有的答非所问、遮遮掩掩、自说自话，刻意回避掩饰矛盾问题；有的不担当、不作为、懒作为、慢作为，转移视线、避重就轻、歪曲事实、推卸责任，把“小事拖大、大事拖炸”；还有的视“舆情”为“敌情”，对舆情进行围追堵截，简单粗暴、一删了之……这给实际工作带来了不良影响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，浪费行政资源，削弱政府公信力，影响党和政府形象，导致对立和矛盾。对此，必须坚决予以克服和避免，进一步增强官方通报的可信度和公信力，才能更好地在多元中立主导、在多样中谋共识、在多变中定方向。官方通报是舆情应对的重要方式和核心环节，直接关系舆情应对工作成效。当前，舆论生态、媒体格局、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，舆情的形成路径与扩散机制发生深刻变化，国内与国际、时间与空间、线上与线下、虚拟与现实、网民与非网民、业界与非业界等界限相互交融、愈益模糊，形成了越发庞大复杂的舆论场。有时候“茶杯里的水花”也能演变为舆情风暴。特别是互联网作为信息的集散地和舆论的放大器，其所具有的交互性、匿名性、多向性、开放性等特征，常常使很多社会问题和事件在即时性、快捷性、爆发性、跨时空的传播过程中发生矛盾激化。“蝴蝶效应”“塔西佗效应”“搭车效应”“长尾效应”等相互交织影响作用下，官方通报很可能快速演变为新的舆情热点、舆情焦点、舆情风险，甚至酿成重大舆情事件。如此，官方通报不仅难以发挥舆情应对应有的澄清事实真相、回应社会关切的效用，还很有可能触发难以预料或把控的连锁反应。可以说，对于突发舆情事件，公众对官方情况通报的需求和期待近乎苛责，几乎不存在任何容错空间。以至于官方情况通报的字词标点、话语话风、发布时间、发布平台、回应主体、事实细节等每一个环节、要素，都会被置于放大镜下逐一审视、反复推敲。这对各地及时回应公众关切、正确引导舆情，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官方通报本质上是沟通工作、群众工作，关乎民情民意民心，关乎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官方通报更需要将心比心、换取真心，有效构建准确性、及时性、公开性、完整性、权威性的公共说理和公共对话模式，用事实、细节、过程、理性等要素，切实讲清楚“是什么”“为什么”“怎么办”。官方通报是一项政治性高、复杂性大、业务性强、涉及面广的舆情应对系统工程。互联网时代，人人都是自媒体，人人都有麦克风，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、传播者、接受者、判断者、围观者。传统经验主义的挨、躲、捂、拖、堵、截、洗“七字真经”处置舆情的方式，不仅失去了效力，也无益于回应关切、舆情引导和问题解决。“舆”因“事”起，先有事情，才有舆情。更进一步而言，“舆情虽然形态各异、千差万别，但基本上都是以事件为核心，包含一个或多个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”。做好官方通报工作，客观上要求必须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，压实主体责任，线上线下并举，回应社会关切，推动问题解决。官方通报考验政府治理能力、领导舆情素养，折射社会和谐与信任。应当看到，各有关政府部门承担相应的改革发展、经济建设、市场监管、社会治理、医疗卫生、交通运输、城管执法、生态环保等职能，与宏观经济发展、公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，社会关注度高。同时，从舆情传播及扩散的生命周期理论来看，一般而言，舆情的生产和传播大致分为萌发期、发展期、爆发期、衰退期、沉淀期五个时间环节。基于这些因素考量，官方通报尤须增强系统思维，正确看待理性舆情与非理性舆情，精准科学有效回应，紧密关注舆情走向，稳妥把握好一般性问题、社会热点事件、复杂敏感事件、重大突发事件等舆情类型，遵循“快讲事实、慎讲原因、续讲进展、重讲态度、及时准确”的原则，积极、主动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，以平实、务实、翔实的语言，讲清楚事实真相、政策举措、处理结果等，最大限度压缩非理性的遐想空间。全媒体时代，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，在聚光灯下工作已成为新常态、必修课、基本功。“领导干部与普通受众最大的不同是，他们不仅仅是媒体消费者、舆论接受者、多媒体娱乐者，更是数据收集者、信息分析师、舆情研判家、舆论环境建设者和治理者。”领导干部高度重视舆情回应工作，不仅是检验其是否政治成熟、具有领导才能的重要体现，也是衡量其敢于担当、善于作为的重要标准，更是其主政一方、治理一域的职责所系、能力所需。领导干部在舆情回应中发挥着关键作用。这在客观上要求，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舆情素养、本领和能力，把舆情回应列入重要工作日程，实事求是、坦诚透明、及时有效回应舆情。要善待善用媒体，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，充分发挥媒体的重要舆论引导作用，不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。领导干部如何更好地运用媒体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？事实上，早在2016年2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》，其中明确规定：领导干部要带头宣讲政策，特别是遇有重大突发事件、重要社会关切等，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接受媒体采访，表明立场态度，发出权威声音，当好“第一新闻发言人”。走好网上群众路线。要真正“跟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”，对建设性意见及时吸纳，对困难要及时帮助，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，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，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，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，更好地承担起舆情信息及时发布者、权威定调者、自觉把关者、问题解决者角色。公信力是政府执政能力之基，关系政府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，关系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，也关系良好社会秩序、政务诚信建设的形成与维系。制度机制具有根本保障作用。官方通报的公信力源自实事求是、公开透明、制度机制，关键要牵住制度机制建设这个“牛鼻子”，建立健全舆情研判、预警、预报、协调、收集、回应、考核评价、激励约束等全流程、闭环式的制度机制。尤其是要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制度机制，将官方情况通报作为政务公开、舆情回应的重要内容纳入重点专项工作体系。对政务公开、舆情回应先进典型以适当方式予以推广、交流和表彰，发挥好示范、引导和激励作用。建立健全通报批评、约谈和责任追究制度。常态化、制度化、长效化对舆情回应工作情况进行通报，对工作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约谈；对违反相关规定，歪曲事实、弄虚作假，慢作为、不作为、乱作为等行为，侵犯群众知情权、造成不良影响且情节较重的，予以严肃追责问责。说一千道一万，实现党心民心“同频共振”是官方通报的价值所在，也是检验官方通报实际成效的根本标准。官方通报唯有坚持实事求是、做到公开透明、强化制度机制，从善如流，直面问题，坦诚沟通，最大程度找准与社会公众思想认识的共同点、情感交流的共鸣点、利益关系的交汇点、解决问题的切入点，才能增强可信度、提高公信力、凝聚共识力，才能成为民意的“晴雨表”、社会的“黏合剂”、发展的“推进器”。本文作者梁修明，系深圳商报社记者、综合办（党委办）主任助理
主编：刘娟
编辑：蒋婷婷
校对：李媛 毛洁